姐姐比我大8岁，我出生时她刚上小学一年级。我还不满一个月，队长就要求我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那时侯最小的哥哥才三岁。父母亲经过简单的商量以后，决定让姐姐辍学照看两个小孩。但是姐姐太想上学，可父母连一丝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姐姐只好答应退学，暗地里却和母亲打起了游击，只要趁母亲不注重，姐姐就背起书包溜到学校去。这样的游击战只坚持了一个多月。 学校放寒假了，姐姐不敢把书包背回家，因为母亲曾威胁说要把书包烧掉。实在没有地方可藏，姐姐就把书塞进教室的砖缝里。那时候学校一放假，教室就成了村干部开会的地方，开学后姐姐才知道自己的书本已经被村干部们当成卷烟纸全部撕光了。这样姐姐无法再上学了。
但她仍然想着上学的事情。只要有时间，姐姐就背着我，牵着哥哥，蹲在教室的窗户下面偷听老师讲课。一开始老师还比较同情我们，默许姐姐在窗户外面听，后来我和哥哥经常哭闹，引得教室里的孩子们一起朝我们这边张望，老师不得不把我们撵走了。
从此姐姐彻底断了上学的念头。
十四岁时，姐姐便学会了所有的针线活。就在那一年冬天，不懂事的我和纳鞋底的姐姐捣乱，打闹中一根断针扎进了她的手掌心。当几天后去医院做手术时，卡在手掌的那枚断针已经锈迹斑斑。每当我抚摩着姐姐手心里的那道伤疤，心里就像针刺一样的痛，可姐姐从没拿这些当回事。十六岁时，她已经是队里的正式劳力、我们家里的主劳力。由于母亲身体不好，自从姐姐学会针线活以后，全家人的穿着就由姐姐一人承担。白天姐姐和大人们一起出工，休息时别人家的孩子都跑去捉蝈蝈，只有姐姐一人在纳鞋底；中午吃过饭后就开始织布；晚上又借着队里微弱的灯光纺线。从小学到高中，我们四兄妹的鞋子、衣服全部出自姐姐之手，就连几个哥哥结婚用的被面、床单也浸透了姐姐的汗水。每年冬天农闲的时候姐姐随生产队去天津根治海河，由于长期睡在潮湿的工地再加上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很多人都患上了关节炎，姐姐尤为严重。
但是没完没了的做鞋，使姐姐粗糙的双手更加严重变形，茧子摞茧子，手掌划到衣服上会发出断线的声音。上初中时，我和姐姐的脚就一样大，每做一双女鞋，姐姐总是先让我穿，穿旧以后她再接着穿。她总说穿着新鞋干活太夹脚，其实姐姐是想让我穿的体面一点。
记忆中大部分的生活画面里都是姐姐忙碌的身影，在我眼里姐姐要比母亲的形象高大：姐姐的针线活最忙，姐姐挣的工分最多，最重要的是姐姐比母亲更细心、更有耐心。在我懵懂的时候，姐姐帮我度过了青春期；我和哥哥之间的纠纷不找母亲评理，而是通过姐姐“主持公道”；中考前，姐姐天天晚上陪伴我度过无数难熬的夜晚，使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一中；读大学期间所穿的新衣都是姐姐舍不得穿的嫁衣。我曾经三次逃学，每一次都因姐姐的威逼而失败。
记得有一次逃学，为了证实自己很能干活，一连几天早起晚睡撮玉米，手上都磨起了血泡。当我终于撮完一筐玉米，预备请功时，姐姐却忍无可忍，一脚将盛玉米的筐子踢翻，气急败坏地说，“谁稀罕你干的这点活！”吓得我第二天赶紧上学去了。
我高中毕业那年姐姐结婚了。但是命运似乎不怎么垂青于姐姐。
为了摆脱困境，姐姐开过小卖部，因为不识字，进货时经常被蒙骗，碰到有赊帐的又不会写名字，最后只得关闭了小卖部；后来她和姐夫从外地倒过土豆，因不熟悉市场行情赔了一笔；前两年当地乡政府号召种大棚菜，姐姐还托人从章丘买过葱籽，但是好端端的菜卖不出去；去年为一家外地客商种植辣椒（口头约定），到采摘时辣椒价格暴跌，客商也不见了踪影，因没有书面合同，只好自认倒霉。好在辣椒地只占很小一部分，十几亩地的棉花总算卖了个好价钱。

早上的时候把硬盘线重新弄 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