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维权者的心声

坏人遭人骂，好人也难做，也遭人骂。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好人的确也不好做，做好人有时不但不落好，还遭人埋怨，甚至辱骂，我算彻底尝到了这里的酸甜苦辣。 首先说明的是，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标榜自己。说起来大家也许不会相信，但，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17岁就失去父亲农村孩子，80年代初，因为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不到300字的“豆腐干”，后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小文章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个农村青年抽聘到当时公社（现乡镇）邮电所，当了一名山村投递员。
90年代初，受打工潮的影响，我辞去家乡工作，身背装满衣服的“蛇皮袋”（化肥装），怀揣在家乡工作时获得的一摞各种“荣誉证书”（优秀通讯员证书、新长征突击手证书），只身来到江南鱼米之乡、丝绸之乡—江苏省吴江盛泽镇，从此，我便走上了打工生涯。
打工期间，我干过干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建筑队小工，蹬着装着300多斤重货物，人力三轮车为别人送货，也干过光着膀子，顶着夏日高温、冬天刺骨风雪，在马路边修理自行车、鞋，卖过甘蔗和报纸……躺过马路，睡过郊区老百姓那臭气冲天、刺鼻难闻猪圈、鸭棚，打工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这些出生经济不发达、贫穷地区出来的打工者才知道。
不管打工多么艰辛，让我永远不能忘的，那就是不管生存条件多么恶劣，书，永远读下去，随着我利用夜间写的稿件，不断在上海《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吴江报》（现已改为《吴江日报》）等，报刊的发表越来越多，我的知名度在当地也不断提升。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94年8月，在一次《吴江报》召开的“优秀通讯员”座谈会上，当时任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江报》社社长吴延元，《吴江报》总编辑王玮两位老师，得知我是一个来自外地打工者时，立即起了同情之心，为了帮我尽快找到工作，和在吴江地区找工作的方便，当即决定：除破格录取我为《吴江报》特约通讯员，颁发“特约通讯员证”外，《吴江报》从第二天免费为我刊登“求职启示”，直到我找到一份合适工作。
《吴江报》刊出我“求职启示”第三天，我被北京一家报社驻华东记者站聘为记者。95年，我在江苏省吴江市盛泽、浙江省嘉兴市王江泾镇部分私营丝织厂采访中，调查了解到私营丝织厂老板，一到年终放假结算，总是找出种种理由和借口，拖欠、克扣外来工资十分严重（注：前不久，笔者在以上两采访时，私营丝织厂老板拖欠、克扣外来工工资现象依然相当严重）。于是，我立即把这一严重情况行成文稿，反映给当时在江苏、浙江、上海等，纺织企业最具有权威性、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纺织报》，96年1月31日，《中国纺织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我的“盛泽私营丝织厂拖欠、克扣外来工工资严重”一文，从此，我也踏上了义务为民工追讨工资的“讨薪之路”。
我这个人也许是受父亲在世时，就喜欢打报不平，对看不惯的事情（欺负人的事），总爱多管闲事的遗传，但，我和父亲又有所不同的是，看见欺负人的事，管他（她）熟悉、不熟悉，都要去问问、管管，尤其看见、听到那些外地老板欺负外来工的事，非凡是农民工。为给民工追讨工资，有老板打电话给我，威胁说要打断我的腿，也有人要拿钱找“黑”社会，“买”下我的脑袋，也有人……可惜的是，这些当代“周扒皮”们想错了，我这人生来就不怕威胁，假如怕威胁，当初就不会选择这条路。结止99年，我离开苏州来到郑州工作，三年时间，我粗略算了一下，义务为民工追讨工资不低于30万元。
2000年5月，我从苏州来到郑州工作，工作地方换了，但，我义务为民工弟兄们追讨工资仍没放下。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狗，永远改不了吃屎”，我这人也是走到哪里，“臭”到哪里，郑州没有丝织厂，但郑州有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砖窑厂，于是这些老板（包工头）成了我调查、猎捕的对象，2002年，第一撞在我“猎枪”口的，是一个建筑工地包工头，也是我的信阳老乡，让这个狡猾的“周扒皮”没有想到的是，他拖欠我们几个信阳籍农民工2万多块钱，我们两个较量长达4个多月，最终还是让我给打“败”了，最后乖乖地把拖欠民工的2万多块钱工资，在农历腊月二十一，交到了当地劳动部门。
“我是农民的儿子，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永远的为农民说话”。这句话是我心中的座右铭。2003年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老板的滑头与民工的艰辛”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在调查郑州100多家建筑工地而写成的，让我做梦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国内外二百多家报刊、杂志、网站先后转发，并在全国引起轰动。我也成了新闻媒体记者同行们追逐的对象。
12月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题发表了，该报记者潘志贤先生采写的，题为“我帮民工追讨血汗钱”一文。随后，中心电视台“新闻面对面”、上海《新民周刊》、浙江电视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电视台等，近百家新闻媒体对本人进行了专访。
古人曰：人怕出名，猪怕壮。你是“名人”了，从此以后，我的手机及家里的住宅电话，只要一响，几乎80%都是民工要求去为他们追讨被拖欠工资的事，除了郑州及河南本省，还有很多来自山东、安徽、贵州、四川、广东等地。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位眼睛高度近视，年纪60多岁张姓大叔，江苏省连云港市某县下面一个乡派出所，原指导员10多年前，在他在任时因搜查该县人大副主任儿媳所承包宾馆，涉嫌卖淫嫖娼，惹恼了县人大副主任，在这位县人大副主任一手策划下，罢免了他的派出所指导员，为自己讨回公道，他多次上访江苏省、国家相关部门，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这位张老先生在中心电视台，看了王志老师采访我的节目后，不知从哪找到了我的手机号。
这位张大叔和我通过几次话后，200元月，在事前没通知我情况下，忽然不远千里冒着严寒天气来到郑州，在郑州火车站我接在刚见面，老人扑通一声，双腿跪在我的面前，一时不知所措的我，也只得双腿跪下，把老人扶起。
谈话中，老人告诉我，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为上访，他已倾家荡产，现在他的几个子女没有一个认他的，老俩口唯一生活来源，天天只能靠在大街上摆地摊，修理自行车挣10几块钱度日……老人的诉说，很是让人感动。
当时，还令我感动的是，老人还特的从老家捎来当地土特产，一小袋当地产茶叶。在送老人去火车站，为了怕老人在路上渴着、饿着，我掏钱在商场里购买了20多元钱，矿泉水、食品送给老人。后来，我把老人送来的的材料，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文稿，把此情况先后反映给江苏省、连云港市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老人的事情终于得到了解决。事后，老人多次打电话给我，要专程到郑州来答谢，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俗话说：“好心只有好报”，这句话说得也不完全有道理，2004年，一年12个月，在此之前，有空闲时间还能帮助妻子做点家务活的我，这一年，除了没有一点时间操持家务活外，一大半时间都花费在为民工“追薪”路上，我的手机费用，每月都在千元以上。还好，我娶了个通情达理的妻子，从来没因此埋怨过我。
有一件至今让我和妻子想不开的事，那是2004年农历春节前，有一个信阳籍建筑包工头找到我，让我为他把郑州市某单位拖欠他20多万块钱建筑工程款追讨回来，要多少都行。据这位包工头说：这家单位拖欠他的工程款好几年了，他曾去过多次，但每次去找他们上级主管领导，连面都见不到……”随后，这位包工头还为我提供了，这家拖欠他工程款上级主管单位领导的办公电话、手机号码。
第二天，我打手机给这家拖欠工程款的上级主管单位局长，电话接通这位局长听完我介绍后，告诉我：“下午，你去单位我办公室一下，我现在正在开会”。随后，这位局长便具体告知了我，他所在办公地方。
下午3点，当我走进这位局长办公室时，他已在办公室等我，随后，他便把副局长、办公室主任都叫了过来，听完他们关于为何拖欠那位信阳籍包工头工程款至今未还，原因并不是象包工头找我时所说的那样，该工程只是该局下属一个二级乡级机构所建的门面房，从初建到建成，局里根本不知道，只到那位信阳籍包工头因工程款纠纷闹到局里，局里才知道此事，承建工程款一共120多万元，工程建成后已付100多万元，下余款为何未付，主要责任也不全在我们一方，承建方也有责任，因拖欠工程款发生纠纷后，那位信阳包工头把余下未出售（租）的门面房门锁换了，门面房没法对外出售（租）所造成。
介绍完拖欠工程款具体情况后，几位局领导还告诉我一个重要情况，该工程款在核算中存在“水份”（指多算），那个找我讨要工程款的信阳包工头，依仗其在郑州朋友多，做事蛮不讲理、无理取闹，经常把威胁电话给他们……
不过，在我临离开该局长办公室时，几位局领导答应，无论资金多么紧张，春节一定会结算给一部分，剩余等过完春节，门面房出售（租）完，全部结算清。
从该局出来，我把找该局领导谈话情况，打手机告诉了那位信阳包工头，这位包工头听完我介绍的情况后，电话中，告诉我说：“以后，这事就不需要麻烦你了……”随后，以正在谈重要事，有话以后再说，便挂断了电话。
农历春节前腊月二十四日，我忽然接到那位信阳包工头，找我去讨要拖欠工程款，那位局长打来手机，电话中，那位局长请求告诉我：“他在实在没有办法时，几天前，托朋友在银行贷了3万块钱，信阳包工头拿到钱后，当时没说啥拿着钱走了，刚才，信阳包工头带着人忽然闯进我办公室，说给的钱太少，欠的20万块钱，至少拿一半，不然不放人”。让我帮他解解围，劝说一下我的信阳信阳老乡，那位建筑工程包工头。
接完局长电话，我立即打手机给我的老乡—包工头，劝说他不能这样做，既然人家已承诺，过完春节门面房一出售（租）完，就给结算清，做人要讲点尺度和信用，听完我的劝说后，我的老乡，那位包工头带着人便走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次劝说，给自己不但找来一次威胁，还遭了一顿辱骂。
一天，我在郑州一家建筑公司为几个四川、贵州等地民工讨要完工资，回到家里，妻子眼含泪水向我诉说道：
“上午，我接了个自称是你老乡的信阳人电话，他问我是不是你老婆？我说是后，立即满口脏骂开了，说你在外玩女人、骂你不是好人、说我嫁给你还不如嫁给一条狗、骂你把他工资讨回的太少了、还要找人揍你……”
妻子还没说完，我大脑立即“嗡”地一声，差点晕倒在地，我怎么也不相信，我为别人办事，没要一分钱回报，反而遭辱骂。稍微镇静下来后，我打开电话来电显示，电话号码正是我的信阳老乡，那位建筑包工头的手机号码。
听后，我强装笑脸告诉妻子，不要放在心上，我老吴凭良心做事。可是，妻子并不知道这样事，在我面前也曾碰到过，只不过是她不知道而已。
2003年10月，有个小包工头拿着某建筑公司拖欠他工程欠条，通过我的一个老乡找到我，要求我帮他到欠工程款建筑公司，把拖欠他的工程款追讨回来，当我随他到这家建筑公司，建筑公司老总看了欠条后，告诉这位包工头：你的工程款早已结完了，你这欠条当时结算完账时，只不过公司忘了把它销毁而已。听了这话，我立即返身走出了这家建筑公司。当我乘上公交车在返回家半道上时，这个包工头给我打来电话，电话中，不兴奋地说，没想到你也是个“假”英雄……自己去耍赖，反而说别人不好，真让人想不透。
96年以来，我利用工作之余和业余时间，义务为民工追讨工资达近200万元，这边拖欠民工工资的单位、包工头对我恨之入骨，没想到为人讨的少了也遭辱骂、也被人不理解，也……
真是：好人也难做，好人也遭人骂。